一、所谓“汉代散文”是指文及抒情、叙事文，汉代散文创作的主流，就文体说是文，就文风说，是切中，朴厚无华。
大体说，由西汉初期贾谊等的情感浓重，文气纵横，变而为西汉中后期刘向等的引经据典，再变而为东汉前期王充等的崇实诚、斥虚妄，通达深刻；再变而为东汉后期王符、仲长统等的时弊，愤世嫉俗，文风几经迁转。
《吕氏春秋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撰，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39 年前后，被视为杂家著作。
从文学角度看，《吕氏春秋》最大的成就是它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。它在阐述某个道理和思想时，往往采用一组寓言故事，从不同侧面予以说明。
，楚国人，公元前247 年入秦。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，拜为长史、客卿。秦统一，为丞相，设郡县，统一文字和度量衡，焚书而“以吏为师”。遭赵高腰斩于咸阳之市。
入秦十年，因韩人郑国为秦修灌渠事，秦大臣提议所有外来客卿，也在被逐之列，所以写了《谏逐客书》。
这篇《谏逐客书》以逐客不利于秦的统一为中心。首先铺叙历史上客卿辅助秦国并使之国富兵强的事实，以明客卿不曾有负于秦；其次胪述秦始皇看重外国的玩好之物，而轻视客卿的事实，论定其重物轻人的错误，最后分析纳客和逐客的利害关系，指出逐客非但不利于秦的统一大业，还会使秦国趋于危亡。文章罗列众多事实，极力铺陈。
与贾谊同时而稍后。《汉书。艺文志》录晁错文31篇，《言兵事》和《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》（即《论贵粟疏》）是其散文的代表作。
西汉初期是文化发展的初期。这时期的散文主要是与有关的，往往针对现实问题而发，行文平实明白，同时受战国策士影响，又有纵横家的遗风。
（1 ）贾谊散文往往据实设论，理直气壮，深情恳切。《论积贮疏》是贾谊散文中的名篇，体现着贾谊文章气盛而情浓的特点。
（2 ）文章铺饰排比，渲染淋漓，深得先秦纵横家说辞的风神。如《过秦论》是贾谊最负盛名的史论散文。
（1 ）切实中肯，论精识深，擅长分析，言之凿凿。如《论贵粟疏》以有力的论据，说明轻赋役以劝农功，贵粟而贱金玉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。
（2 ）晁错散文的另一个特点，是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，辞藻谐偶，句式铺排。如《言兵事》论“得地形”。
刘向奏疏文的行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结构平整，逻辑清晰，往往先以正论开篇，继之以反证，然后总结观点，最后落脚在针对的之上。
4 、识记：西汉中后期，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和杨恽的《报孙会书》，叙写人个情志，表达社会生活感受，情感浓郁，个性鲜明。
桓宽的《盐铁论》以史为鉴，真切和政策，全书全用对话体，简洁犀利，文风质直平实，缺少汉初文的气势，个别章段情浓气盛。
《新序》十卷和《说苑》二十卷是刘向散文的代表作。两书都是采集群书中的逸闻锁事编撰而成，寓含劝戒训教之意。其中很多篇章类于后来的志人小说，在刘向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，对后来的文言小说有不小影响。
桓谭，字君山，著《新论》29篇，赋、诔、书、奏26篇，多佚。保存最完整的是载于《后汉书》本传的《陈时政疏》和《抑谶重赏疏》。
王充，今存《论衡》85篇是他最重要的作品。全书以“疾虚妄”为旨，对汉世以来的灾异、河洛图谶以及今文学风、俗儒品格等给予有力的。
（1 ）王充在《论衡》的《对作》、《自纪》、《艺增》、《超奇》、《佚文》等篇中，提出疾虚妄而立实诚、伪而倡实用、斥模拟而贵独创、排晦涩而申通俗等写作主张。如《艺增篇》批语中言过其实的现象。
（1 ）史官世家的出身，对司马迁的一生影响甚巨。一方面，家族浓厚的文化气氛，使他从小就得到优良的文化熏染。另一方面，“司马氏世典周史”的家族荣誉，令司马迁甚感自豪。
（2 ）在司马迁的思想中，还有一种“”情结。司马迁的家族荣誉感所激发的著史的强烈愿望，因于这一“”情结，而为责任感和感，成为他存在的命脉所在。
从司马迁的出身、经历、思想心态来看，他写作《史记》有内外不同的动因。基于家族荣誉感而激发出来的强烈的著史愿望，和他胸怀大志的“”理想，是他著述《史记》的内因，是最根本的动：“李陵之祸”所激发的“发愤”情绪，是他著述《史记》的外因，这个使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。
司马迁遍览经史，亲自调查，网罗一切可以获取的史料，考核编排，写成了这部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规模宏大的《史记》。
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的通史，开创了以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五种体例写通史的范例。本纪，记述历代帝王的兴衰沿革，是全书的纲领；十表，依年月摘记大事；八书，载录文化、经济、制度；世家，记载王侯状况；列传，记述古今特殊人物或集团。本纪、世家、列传是《史记》的核心部分，十表、八书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形成对核心的补充。通过这个有机的结构体，司马迁实现了他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写作初衷。
1.司马迁写人的剪裁和安排的手法。《史记》写人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，以突出其主要特点，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。这个方法被称为“互见法”。如《高祖本纪》主要写刘邦起义、写他的知人善任，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神采。
而他性格中、、无赖的一面，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。“互见法”的使用，即使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，又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，使之有血有肉，形象完整。
2.在同一篇传记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，同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。如《李将军列传》中选取四个战役构成全文的骨架，从不同侧面描述李广的性格和遭际，四个战役写出了李广的主要性格特征。
二。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。如《项羽本纪》和《高祖本纪》中，年轻气盛、好勇斗狠的项羽，与世故老成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对待同样的事情，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：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，项羽说：“彼可取而代之也！”，刘邦说：“嗟乎！大丈夫当如此也。”项羽的率直卤莽，刘邦的持重刻深，宛然可见。
三。在特定的和场面中凸现人物特点。如《项羽本纪》的“鸿门宴”中项羽的优柔寡断，范增的阴鸷远见，刘邦的智诈狡猾，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。
四。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。如《李将军列传》中杀霸陵尉的细节，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，还有负能使气的一面。《史记》中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人物性格特征之处它通过人物独白、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揭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五。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。如“彼可取而代也”率直大胆，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：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，委婉曲折，写出了刘邦的狡猾。
班固，字孟坚。班固用二十多年时间，写成《汉书》的大部分。其“八表”和《天文志》，由班因的妹妹班昭和学者马续补作而成。建初四年，受命撰集论议之言，写成《白虎通德论》。有《班兰台集》十七卷。
《汉书》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，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，止于王莽地皇四年，翔实记录了西汉一代229 年的历史。其体例为本纪十二、表八、志十、传七十。
班固著史，和司马迁的“私作”不同，直接受到皇家意志的。在思想上，《汉书》站在刘汉王朝的立场，坚守思想正统。对一些人物的评价与《史记》有较大差别。在写作上，《汉书》不像《史记》那样融注了作者的深情和感慨，而是更加平实客观，冷静翔实地照录史实。
中对李陵、苏武的刻画就十分精细。李陵兵败降匈奴。昭帝时，派李陵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，伺机招回李陵。任立班与李陵相见的叙描，表现人物的神情和微妙心理，非常细腻。两次想见，第一次因为单于设宴，双方不得交谈私事，任立政只能以眼神和动作暗示。第二次相风，老朋友可以一叙衷情，但中间又插进个卫律，于是，立政婉言侧敲，李陵优心忡忡。班固把这个场面，写得曲曲折折，回旋细腻，极能传神达意。
《吴越春秋》和《越绝书》这两部杂史都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，内容有很多相同。它们在写作上有一些共同特点：记录基本史实而外，还虚构了一引起荒诞离奇的故事，也采用了不少和民间传说，与后世的传奇小说相近。二者的不同之处：如《吴越春秋》前后连贯成篇，《越绝书》还有地理、占气等专篇。从文学视角来看《吴越春秋》似较《越绝书》更具文学性。
（1 ）在记录历史中加加入虚构和传说，编写曲折生动、扣弦的故事；（2 ）刻画人物手法的细腻传神；（3 ）忠正耿介的伍子胥、深谋远虑的范蠡等成功的人物形象，都在不同方面对后世创作历史演义人物传奇类叙事文学作品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①汉代的辞赋他两种类：一种以抒情为主，体制基本与先秦的楚辞相同。一种以状物为主，铺排摹绘，夸饰文采。②到东汉中后期，汉赋出现了一种句法类于大赋但篇幅比较短小，铺叙摹绘的成分减少而抒情成分极大增加的赋作。③整个汉代辞赋创作沿着两条线索发展：一是“ 辞” 或“ 骚” 体类作品时时出现，延续不断；二是赋体文学的兴起、发达和演变。
赋，是一种特殊的文体。特别是楚辞和先秦（尤其纵横家）散文，它们抒情、比物连类、夸饰铺排、惊采绝艳表现特色，往往设为主客辩难的体式，都成为汉赋模式化的表现特征。
总之，贾谊的辞作，把创作的根柢牢牢植入时代、和人生之中，抒发真切的感受，言说真诚的志愿，情浓意真。他承继了屈原的创作，又溶入时代新的内涵。在艺术表现上，则比较质朴少致。其作品的形制，基本与先秦的楚辞相同。
标志着枚乘开创大赋的典范作品是他的《七发》。枚乘便按照听琴、饮食、跑马、游览、田猎、观涛以及“ 方术之士” 的妙理高论七个方面，层层铺叙，太子，最终使太子“ 霍然病已”。
标志着枚乘开创大赋的典范作品是他的《七发》。枚乘便按照听琴、饮食、跑马、游览、田猎、观涛以及“ 方术之士” 的妙理高论七个方面，层层铺叙，太子，最终使太子“ 霍然病已”。
司马相如，字长卿，蜀郡成都（今成都市）人。景帝时为武骑常侍。因景帝不好辞赋，相如告病免官。武帝即位，喜好辞赋，相如因得武帝召见，续作《上林赋》。后来使巴蜀，后因病免宫，退居茂陵卒。今存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、《哀秦二世》、《大人》四篇。《子虚赋》和《上林赋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，实为一篇，称为《天子游猎赋》。
从创作意图看，《天子游猎图》是要讽谏，但这一讽谏之意在整个作品中并不突出。作品对天子的讽谏之意，乃是采取反言正出的曲折笔法写就，这便使讽谏往往成了也冲淡了作品的讽谏意图。
（2 ）空间的极度排比。一是片面使用空间排比。二是使空间的排比发展到极限。（3 ）以直接而单纯的铺叙摹绘为主要表现手法。繁细的铺叙、夸张的摹绘，是《天子游猎赋》最主要的表现手法。
扬雄，字子云。《蜀都》、《甘泉》、《河东》、《校猎》、《长杨》五篇大赋，是扬雄辞赋的代表作。
②进一步加强了大赋“劝百讽一”的“劝”的色彩。杨雄的大赋几乎无讽谏。③杨雄的大赋在写作上还有一些新的变化，首先是篇幅相对缩短，描摹对象集中。其次是“以美为”的思想表达方式。
1 、董仲舒的《士不遇赋》，直接抒发内心的郁愤。汉武帝的《李夫人赋》，是一篇情思浓烈的怀人之作。刘歆的《遂初赋》是西汉后期值得注意的一篇辞作。《遂初赋》是汉代“纪行赋”的开山之作。
（一）较之以前的咏物小赋，它在艺术表现上有了质的飞跃。作者以箫自况，把自己的和情感完全融入箫的描述中。
东汉时期，辞赋仍然有骚体和赋体两种类型。骚体如班彪《北征赋》，赋体创作有明显变化，班固《两都赋》、张衡《二京赋》是其代表。东汉中期以后，以张衡《归田赋》为发端，赋体向抒情小赋的方向发展。东汉赋体文学的创作，呈现为由大赋向抒情小赋的发展变化。
冯衍《显志赋》，是他免官回归故里后所作。叙写“ 时俗险厄” 的悲愤之感和不幸的愁思，表达他隐居高蹈的志愿。这篇辞作原影响较大。
《两都赋》以“西都宾”和“东都主人”相互夸耀辩难结构全篇，描摹西都的形胜巨丽，铺叙东都的礼乐制度之美，表达了作者礼仪制度而形胜奢华的思想。《两都赋》在汉赋的发展过程中，有些新的内涵。
（二）在谋篇布局上它摆脱了西汉大赋通篇铺叙摹画而“曲终奏雅”的模式，极大加强了讽喻的篇幅。
（三）《两都赋》主客辩难、抑客扬主的基本结构，描摹夸饰的基本笔法，以及鸿篇巨制的规模都还有模仿司法相如的显著痕迹。
赵壹《刺世嫉邪赋》。《刺世疾邪赋》激烈地时政，直抒愤感，毫不掩饰，在汉赋中实为罕见。
东汉赋体文学的创作，呈现为由大赋向抒情小赋的发展变化。张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是承前启后的作家。
（一）张衡的《二京赋》在谋篇立意上虽然基本是模仿班固《两都赋》，但有所发展，除描绘田猎、宫室等，它还把商贾游侠、辩士以及街市、百戏等市井万象写入赋中，展示了一幅都市生活全图。
（三）归田赋》全篇只有四十句，形制短小；语句清丽流畅，绝无夸饰堆砌；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情志，个性鲜明。这些特点，都标志着汉赋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。
“ 乐府” ，本是上古掌管音乐的行政机关。西汉初期，已设有乐宫。官分为太乐令、乐府令两个，太乐令掌管雅乐，乐府令掌管民间俗乐。东汉掌管音乐的机构，一是太予乐暑，一是黄门鼓吹署。魏晋之后，人们把乐府演唱的诗歌也即称之为乐府，于是，“ 乐府” 又成为诗体的名称。
②宋人敦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分乐府诗为十二类：效庙歌辞、燕射歌辞、鼓吹曲辞、横吹曲辞、相和歌辞、清商曲辞、舞曲歌辞、琴曲歌辞、杂曲歌辞、近代曲辞、杂歌谣辞、新乐府辞。
主要保存在《乐府诗集》的《效庙歌辞》、《鼓吹曲辞》、《相和歌辞》、《杂曲歌辞》、《杂歌谣辞》几类之中。两汉乐府中的精华是民歌，它们大多保存在《乐府诗集》的《相和歌辞》之中。
汉乐府民歌在形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。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，汉乐府民歌由杂言渐趋向五言，对五言诗的最后定型，产生了重要作用。
总之，汉代乐府民歌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，抒写人民切身的情事，情深意线 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简说。
《孔雀东南飞》最早见于南朝人徐陵所编的《玉台新咏》，题目是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。后来被《乐府诗集》收入《杂曲歌辞》。《孔雀东南飞》有353 句，是乐府诗歌中最长的叙事诗。它叙写一对恩爱夫妇受到礼教的而分离，终于双双殉情的悲剧故事。
《诗经》少数诗章属猪的最佳配偶已出现半章或全章五言的诗句。到战国期间，民歌中也偶见五言的形式。西汉是期的一些歌谣和乐府诗歌，五言的成分很大。到东汉，乐府诗歌里就出现了成熟的五言诗，如《陌上桑》、《十五从军征》。
有作者可考且信实的五言诗，最早是东汉前期应亨的《赠四王冠诗》，班固的《咏史》。班固之后，文人五言诗渐渐增多，如张衡《同声歌》、秦嘉《赠妇诗》三首，标志着文人五言诗渐趋成熟。
《古诗十九首》最早见于《文选》，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五言诗汇集起来，冠以此名。一般认为，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，它产生的年代，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，即公元140-190 年之间。
东汉末年，社会动荡，混乱。下层文士蹉跎，游宦无门。《古诗十九首》就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，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。这十九首诗歌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。具体而言，离情别绪、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，是《古诗十九首》基本的情感内容。
第三，《古诗十九首》所描写的景物、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，往往能够形成情景交融，浑然的艺术境界。比兴手法的运用，以象征手法创造艺术境界的作品，如《西北有高楼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