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在中国方面，若是从战略准备的角度而言，是真的不愿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冲突，而提前展开与日本的历史决战，但是在与而言，卢沟桥事变一旦被日本扩大为华北事变之后，就已经突破了中国抗日最后关头的底线，中国不得不就此进行全面抗战了。

　　蒋介石深知中日之战，原本是全球大战的一部分，中国此时与日本作战，成为日苏与日美之间的战争的序战，所以拟定了非常悲壮的长期抗战方针，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，这个空间就是中国人的领土与生命，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。中国在作出重大之后，将会成为全球反的中流砥柱。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战而洗雪百年国耻，解除所有的，成为对全球最有贡献的国家之一。

　　但是这种战而不决，与败而不降的战略运用，必然是经历率战屡败的重大的损失，以及严重的失败与挫折。中国既不能在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，又不能以完全的悲壮方式，在战场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，而是要应付不断的失败，仍设法保留抗日的力量，继续在一连串失败中苦撑下去。要想去执行这种屡败屡战的战略，可以说是对中国之领导能力，以及民族决心最大的了。

　　当时在中国的各诸侯与人民，尚未对蒋介石领导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，蒋必须先硬碰硬地与日决战，以重大的，打出士气的支持，然后在不断地回避决战，让日军逐渐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。等到国际社会的大发生变化，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后目标，不仅是中国，而是全世界，那么中国就可以与全球反的国家联合，对日本进行了。

　　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中，在战场上，日本几乎是占到战术的绝对优势，在大多数的战斗之中，日军都能以寡击众、发挥凌厉的攻势，因为日军不但拥有素质佳与火力强的陆军部队，并且有海空军绝对优势武器的支持（这是人类战争史上，首次大规模协同多军种与武器的立体作战），日军还随时会使用国际社会的化学武器华军。同时以战场作战的表现而言，日军是相当的勇敢与，不过相对地也呆板与缺乏变化，日军在居于优势与陷入中玉碎般的表现，经常有超水准的演出。

　　虽然日本拥有战术的绝对优势，但是在战略的层面，确是中国在主导全局，日本只是不断在跟进。由于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，华军可以做到虽然不断失败，但是仍然的抵抗下去。结果造成日本欲进却无法最终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，欲退又无法从中国战场的空间自拔，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，与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，因此最终孤注一掷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，而导致它最后战败的。

　　在形式上，裕仁是身兼“大元帅”的日本最高军政领导人，但是实际上，的大政方针，却是由有如“走马灯式”的不同军政所支配，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，拥有近乎神格的地位与权威，皇军所有一切的作战意志，都是以这位神圣不可的为中心的。

　　不过裕仁并没有真正指导国家与指挥军队雄才大略的天赋与能力（这和、斯大林直接指挥与掌控战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），他多半只是被动的处理来自军部、与元老、皇族之间的意见，虽然裕仁对于军部，特别是少壮派军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为，也感到与不满，但是基本上，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，裕仁曾经是相当热心支持日军侵略与扩张的政策。

　　裕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，对于日军不断侵略中国的辉煌战绩，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与关心，他对于日本整个侵略决策的过程，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，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，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。只是作为日皇，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，多半是接纳下属的共同意见而已。

　　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，基本上是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，他们的侵略，了日本的民气，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（“见木不见林”）所，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。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一次的对外大扩张，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，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，所有涉及和、战的根本大政方针，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，作出无远略、无持续性的抉择，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了。

　　而在中国方面，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，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，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，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存亡的大决战。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，到补充兵力的征兵制度，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，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。

　　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，中国却有蒋介石作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。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，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，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，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，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，协调一切内外的，制定各种应对的策略，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。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，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，本质上，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，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，两个对决的国家，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之下。

　　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，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，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”，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，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，而是综合一切的力量，进行对日的抗战，蒋介石一度身兼总裁、国民、四川省、农民银行理事、中央大学校长。因为当时的中国，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与军事制度，蒋介石所统率的是一只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，这支在观念上，属于几个时代混杂的部队，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楚，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，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，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，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“关系”来调节运作。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“命令”的形式与内容来看，除了是对中央军（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）以外，多半都是采取“”与“情商”的内容与语气，而命令的结果，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，通常也都是“参考办理”而已。

　　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，最大的失败，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，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，他最大的失误，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，而非敌人日本的。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，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，“盟国”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，英国又一再地延后打通缅甸的通，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，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。

　　加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力的，简直比任何对华作战的日军指挥官还要严重。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恶意，造成盟国低估中国的战略地位，减少对中国战区急需之战力的援助，史氏又积极经营、扩大中国内部的斗争，后来更造成中日最后决战时（日军的“一号作战计划”）作战资源之严重误置，结果是中国几乎全面的惨败，盟国也就顺理成章的了中国应有的权益。

　　在这场历史决战之中，日本的战略指导原则，从速战速决，演变为以战养战，最后以击败中国作为决战的筹码，当然都有其设想的观点，但是日本自始至终所犯的错误是，过度地低估中国抗日的决心与意志，因此日方在每项战略实施之时，都没有全力的投入；日本同时还要留一手以防美苏的插手，结果日军每次的战略行动，也就都没有达成其原先的设想。反观中国方面的战略布局，从血战以建立抗日决心，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，从委曲求全争取盟国的合作，前两个掌握得相当适当，只有最后一项是错估了盟国的立场，因此使得中国对日抗战，最后落得一个被盟国的“惨胜”。

　　平心而论，第二次中日战争在正面的战场作战中，除了少数几场的防御作战的胜利之外（但是有几场胜利对整个中日战争却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），中国几乎都是在的局面，可以说是屡败屡战（当然也是屡战屡败），但是中国能够在经历近乎全败的挫折之下，仍然地打下去，这种民族的毅力，可以说是旷古罕见的；而日军虽然多数都能取得战场的胜利，但是却一直拿不出全力结束中国作战的决断，在和、战之间，徘徊挣扎，最终将战力消耗殆尽，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没有成为决定历史的大局。而就战略的层次而论，则是中国的持久战略取得全盘的优势，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，一直被中国拖着而成为空想，日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。

　　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，是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。只有在战略上，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，才会导致最终的战争胜利，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，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。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，都落后于日本，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，中国人不怕，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。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，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“纵使战到一兵一枪，中国也决不停止抗战”，但是日本做不到“一亿人玉碎”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